但历史早已被改写。中国2021年大豆进口量虽同比降低3.8%，但全年进口量也高达9652万吨，远高于自产大豆总量1640万吨。而且进口金额较上年大幅增长35%至535亿美元。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粮食面积，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 中国大豆种植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19世纪后期大豆开始从我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一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之一，1995年出现逆向发展，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其后进口量逐年增长。 20年来，当水稻、小麦等农作物逐年增产的情况下，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却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进口量越来越多。大豆自给率由2003年的47.6%降至2020年的不足20%。 中国每年有1亿吨左右大豆需求，大豆年产量不足两千万吨，实现大豆完全自给基本不可能。这种量级的大豆进口，不仅使我们国家的大豆进口依赖度比较高，同时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也是相当高的。 在当下双循环的背景下，稳定、巩固粮食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主粮的安全，相对比较稳定，比如我国水稻小麦的进口依存度基本在1-5%左右。如果能稳住大豆，再稳住玉米，主粮的战略安全就基本稳住了。 2020年，我国花生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超过40%，油菜籽产量占全球近20%，但大豆年产量为1960.18万吨，仅占全球总产量的5%。这意味着要满足食用、饲用及加工的多个领域的需求，大批量的大豆需要从国外进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同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达到1亿吨，“含油子仁及果实”的进口金额达到近450亿美元，占植物产品进口额的一半以上。 在新冠疫情反复和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较大的背景下，我国大豆和油料稳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被进一步放大。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粮食展望》显示，在众多油料作物中，大豆是最重要的品种，其全球产量超过其他所有油料作物之和，除了提取油脂广泛用于食品工业外，大豆的豆粕也是鸡、猪、奶牛、肉牛等动物饲养的主要蛋白质来源。 在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中，水稻、小麦实现了完全自给，玉米自给率超过95%，仅有大豆产需差距巨大。 显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在国际油料及衍生品价格飞涨的大环境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对保证粮食安全，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有着多重意义。 “扩种大豆和油料”成为强化国内自给能力，稳定我国油脂和饲料供给的重要举措。 中国是如何从大豆出口国演变成今天的世界第一大进口国的呢？ 我国现种植的栽培大豆是野生大豆通过长期定向选择、改良驯化而成的，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豆完全自给自足，1994年产量达1600万吨高峰。这期间大豆出口超过100万吨，完全不需要进口。 然而，过去大豆主要用于豆制品的消费，养殖业的兴起带动了饲料需求增长，豆油的消费也不断增加，于是大豆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中国家庭的食品消费以前以植物产品为主，现在已经多样化，肉类产品和乳制品的消费量增加。 先看一组数据：1985年至2015年，猪肉产量增加了3倍，目前仍是中国主要肉类产品，占肉类总产量的57%。家禽产量增加了18倍，牛肉产量增加了15倍，羊肉产量增加了7倍。 肉类消费的增长导致对动物饲料的需求上升，包括谷物和大豆。而大规模现代养殖业的推广导致工业化饲料使用量增加，对豆粕的需求随之增长。中国豆粕产量从1997年的800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5400万吨。 另一个数据是：城市化进程让中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996年的不足8公斤上升到2014年的24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总消费急剧增长的十几年间，豆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2018年，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中，豆油、菜籽油、棕榈油和花生油分别约占46.4%、21.5%,10.6%和9.6%，可见大豆消费比重占绝对优势，当然，近几年老百姓食物结构优化，其他油类也在逐年增加。 同期，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正在迅猛扩展，可以进口这些国家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来饲养动物，以支持养殖业的发展。 显然，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是否可以加大国内大豆种植，减少玉米等的种植？ 中国的大豆种植耕地有限，产量相对较低。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小规模农场的竞争力低于南北美洲的大型农场，相比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出产国缺乏竞争力。即使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黑龙江，大豆农场超过10公顷也不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国内大豆的价格明显高于美国或巴西。 算一笔账：如果国内种植7500万吨大豆用于压榨，将占用4000万公顷土地，同时将不得不进口至少2亿吨的粮食。中国没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由于生态保护、城市化加速、工业化和污染，消耗、荒漠盐碱化等所造成的多重原因，三十年来可耕地面积从1.33亿公顷下降到1.28亿公顷。 此外，中国种植的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含油量比进口大豆低3%-5%，市场于是出现了分化：超过60%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用作食品(豆腐、豆浆等)，而90%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作压榨豆油和豆粕。 同一时期，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正在迅猛扩展，我国选择进口这些国家有价格竞争力的原料来饲养动物，以支持养殖业的发展。 国际四大粮商借机进入中国，收购了大量破产大豆企业，沿用原先中国企业的品牌，铺设全产业链，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大豆对于进口的依赖。
刚刚过去的2021年，我国大豆进口量9651.8万吨，同比降低3.8%，但是国产大豆总产量1640万吨，减幅高达16.4%。进口金额较上年大幅增长35%至535亿美元。 在进口大豆量远超自产大豆量的同时，我国大豆产业仍面临科研投入不足、种质资源鉴定落后、耕作制度不配套等阻碍。主要用于直接食用的国产高蛋白大豆、菜用大豆也呈供不应求之势。 我国种植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质含量高，主要用于直接食用、加工豆制品和大豆蛋白，国产大豆依然是老百姓的“刚需”食品，并不能被进口大豆替代。 想要攻克大豆依赖进口的难关，要么扩大种植面积，要么大幅度提高亩产量。 近些年，我国玉米价格大幅上涨，玉米亩产远高于大豆，每亩玉米效益依然比大豆高，种玉米的效益比种大豆高。农民普遍种植玉米积极性更高，压缩大豆种植空间改种玉米，大豆种植面积被压缩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种植面积难以大规模提高的情况下，提高大豆产量的途径，在于依靠科技力量增加亩产量。 据布瑞克农业数据库显示，2021年我国大豆食用需求约为1600万吨，国产大豆产量1640万吨，可满足食用部分的消费需求。2021年大豆减产对国内食品行业影响可能较为有限，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稳住减产势头，以便更好更稳定满足国产大豆的食用消费需求。 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挖掘潜力扩大面积，稳定食用增加油用；到2025年，力争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左右，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 扩种大豆是好事，但大豆产量增加，农民却有可能会再次陷入“卖豆难”。有专家建议，扩种大豆的同时，要大力扶持培育一批国产大豆加工企业，构建“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发展，将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促进大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既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豆“卖难”问题，又能让农民分享大豆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大豆能不能像水稻一样通过杂交育种提高产量？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曾参与大豆杂交育种，他生前曾表示，中国有望培育出亩产700—800斤的杂交大豆，单产超过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国产杂交大豆一旦培育成功，将从根本上缓解当前的大豆危机。 目前国内杂交大豆技术仍然在攻关，一旦突破制种关进行大面积种植，就可以大幅度缓解大豆危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受大豆生物学特性影响，杂交大豆从品种选育、审定、制种，到推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繁育到适宜大面积种植周期较长。 不过还有一个颇为振奋的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7个“伙伴行动”千亩方示范田大豆平均亩产250.17公斤，实现了大面积高产的预期目标。其中，北大荒农垦集团尖山农场有限公司千亩方平均亩产272.2公斤。“伙伴行动”是整合专家、政府和示范户各自资源，以示范方建设为载体，打造高产高效样板，为大豆产业的增产增效探索了新模式。 作为我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地级市，黑河市常年大豆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前不久，“伙伴行动”实施效果的黑河市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黑河大豆研究中心，推进大豆新品种新技术研发、加快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提升黑河大豆科技水平，带动全国大豆产业发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耕地轮作补贴和产油大县奖励力度，集中支持适宜区域、重点品种、经营服务主体。 文件指出，一方面，恢复大豆种植面积，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在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区、寒地井灌稻区推进水改旱、稻改豆试点；同时，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开展盐碱地种植大豆示范。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油料生产，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解读文件时指出，既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要立足自身，下大力气调整结构问题，下大决心扩大大豆和油料的生产，能够多种一亩是一亩，多收一斤是一斤，“油瓶子”里尽可能多装中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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