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对煤炭产业发展来讲是近些年来极其罕见的，煤炭的保供稳价一度上了热搜。在此背景下，笔者分析了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也分析了世界上多国能源转型的多元化特征，认为，我国应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能耗“双控”考核要强调科学性，不能因为能耗控制限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认为，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将“先立后破”进行了具体化，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退出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能耗“双控”考核给出了严格的科学界定，这些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指出，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首要任务；煤矿退出的确定要更加科学、更加精准；要把百姓可负担作为政府调控能源的政策导向；要优化能源结构，争取减污降碳的协同效益，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能源领域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周宏春(1965-), 男, 江苏盐城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原副巡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雾霾治理总理专项顾问组16人成员，中国循环经济50人成员。商务部内贸专家，国家林草局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地调局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专家，北京市讲师团专家；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985工程”循环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领导小组委员、中科院生态中心客座研究员等。研究领域为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

 

首先，笔者指出，我国加快能源转型非常紧迫，一方面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显著，非化石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实现了我国从“以煤为主”向“清洁化、多元化”的历史性转变，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比较高，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其次，分析了国外能源转型的特点，国外大都基于各自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已有的能源体系进行能源转型，而且经历了较长时间，所以我国也应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能源转型方向，而不是“整齐划一”地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三，认为“先立后破”应成为碳中和、碳减排行动的基调，阐明应对“双碳”挑战是持久战，不应运动式减碳，要先立后破，首先我国能源供应安全要立得住，不能因为碳达峰、碳中和影响了我国分阶段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2021年“拉闸限电”现象进行了思考，认为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能源安全为首要任务;煤矿退出的确定要更加科学、更加精准。

第四，对如何科学地推进能源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和循环发展，笔者提出以下见解：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要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牢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细化能源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将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须将可负担作为政府调控能源的政策导向，应从各地的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情况出发，尽可能提供清洁高效经济的能源，以合适的成本生产可再生能源,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应立足“页岩油气革命”、加快“新能源革命”、开启“能源独立”之路,是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前提，理性控制煤炭减量，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平稳过渡。

第五，指出颠覆性技术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最大变数，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在油气、氢能、储能、核聚变能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颠覆性新技术，并改变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核电将是我国未来的保障性能源之一，可控核聚变能是人类理想的终极能源；应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加强体制机制创新，进而培育能源多元市场主体。

最后，笔者指出，能耗“双控”考核要强调科学性，不能因为能耗控制限制我国的发展；我国推动低碳转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碳减排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模式、能源消费方式、居民衣食住行和日用品生产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应开展能源、环保和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特别是要加强中美煤炭转型的对话，保障能源转型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图1  我国分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情况

 

图2  碳中和和背景下能源转型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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